据《关内外铁路》记载：“‘龙号’机车一直作为调车机车运营至1905年，甚至更久。1916年报废，收藏于北京交通博物馆。”还有资料记载：“（‘龙号’机车）自1881年开始在铁轨上行驶，直至1900年停止使用。”“龙号”机车退役后，在北京府右街交通陈列馆存放。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交通陈列馆迁移至和平门内一条胡同里，“龙号”机车从此就不见踪迹了。“龙号”机车失踪后，有很多说法，但都无从考证。
唐胥铁路开通后不久，一家美国杂志报道了“中国火箭号”机车的故事。
但有一种说法必须澄清，那就是把 “大飞轮”机车误认为“龙号”机车。开滦档案馆原副馆长杨磊曾专门就此撰文《“龙号”机车之谜》，内容详细，论述充分，说服力强。本文只从“龙号”机车和“大飞轮”机车结构进行对比分析，来讨论两台机车的差别。
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在丰台车展组装的机车
“龙号”机车是金达和开平工匠秘密制造的，用一台旧的英国产的蒸汽绞车锅炉（8英尺×15.5英尺）；机车有6个轮子（直径为30英寸），车轮是费城惠特尼公司（Whitney and Sons）制造的冷铸铁车轮，轮上铸有该厂名称，作为旧铁件从美国购买的。除此以外，该机车还包括边水柜、储煤仓，一个运动泵，一个蒸汽往复泵，斯蒂芬森的连动机。《开平煤矿志》对“龙号”机车描述为“制一台0-3-0型蒸汽小火车”。皮特·柯睿思先生在英国皇家工兵博物馆的一本士兵日记中发现，“大飞轮”机车是英国皇家工程师利用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坏的机车部件组装的，机车上部取自紫禁城的蒸汽发动机，车钩杆被安装在两边的惯性轮上，连接杆使用锚杆制成，缺乏回动装置，机车没有压力表。它只是在当年战争期间的临时工具车，运行了三个月就不用了。从照片上看，“大飞轮”机车算不上机车，没有水箱、储煤仓，使用锚杆作为传动连接杆，根本不能拉载5吨煤车，后来煤车改为12吨和30吨运输。“大飞轮”机车有4个车轮，如果按照机车型号可以看作是0-2-0，与“龙号”机车特征完全不符。同时，“大飞轮”机车没有“Roket of China（中国火箭号）”图标、“中国工程矿业公司制造，开平—1881”铭牌和龙图饰这些关键元素。这些信息记录了“龙号”机车56年风雨历程的变与不变，而在“大飞轮”机车上丝毫找不到这些信息。
最初建成镶嵌“中国火箭号”标志的“龙号”机车
此外，金达退休后，孙锦芳等人赠送的“龙号”机车模型，也证明了第一台蒸汽机车的结构与样式。也有学者认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开平矿务局制造不出蒸汽机车这样的大型设备，所以简陋的“大飞轮”机车才是“龙号”机车。实际上，开平煤矿技工的制造水平很高。除《官书局汇报采录通学汇编》记载的开平矿务局购置的机器外，据《开平煤矿志》记载：1880年3月开平矿务局有工人500人，其中来自广东工匠100多人，聘用外国技术人员8人至10人。由此证明开平煤矿有一个超强的制造团队。2014年，笔者曾去珠海左埗村孙锦芳家乡拜访，据孙家祠堂守护的老人讲述，这些广东工匠曾在福州造船厂当技工，因孙氏族人与唐廷枢交情深厚，便随唐廷枢去北方开矿，在唐山有个孙家庄，就是从珠海左埗村迁移过去的。所以说，无论从技术还是设备上，开平矿务局都具备制造“龙号”机车的能力。
开平矿务局进口的斯蒂芬森水柜机车上标有No2字样
1882年6月，开平矿务局从英国订购了2台水柜机车，10月到达了唐山矿开始运行。在进口第一辆斯蒂芬森水柜机车上标有No.2字样的照片中，金达很年轻，可以判断给机车编上序号是很早进行的。“龙号”机车被编为No.1，从这也证明了它是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对“龙号”机车的错误认识和主观臆断应该正本清源。“龙号”机车失踪后，其去向也成了谜团，甚至它的模样也出现了很多说法，我们相信，所有关心“龙号”机车的人，都是出于对它的爱戴与好奇。如今，由铁拓公司应用传统工艺，按照原大仿制的“龙号”机车即将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展出，重现“龙号”机车风采。“龙号”机车作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在其身上会有许多故事，等待我们去研究和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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